至战国末期韩非时,世之显学儒墨也,儒家则又重振与墨家最称显学。
且即以《老子》而论,其书从古书体例的角度说较之《论语》可能更接近私家著述,因为它有明显的整体感,不像《论语》那样系弟子缀拾先师言论而成。不过,如上所述,自有诸子学派以来,首先就是以孔为主的。
关于《老子》思想的独特价值,方勇先生论老孔主次问题时有专门论述,其说略谓:老子所传《道德经》是最早的私家著述,而这种思想性的私家著述正是子学的核心特质,相比于述而不作的孔子,老子更能标志子学的开端。与此相关,战国早期孔子言论明显也更为知名。就私家著述来说,尤其不能局限于《老子》一书,应该再往前追溯,特别是改变过去官学之下没有个人性作品的认识误区,发掘官书中被长期遮蔽的个人性作品所谓背私为公,公可理解为共,指人们的公共意识、公共道德。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马克思主义精髓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特质融会贯通,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激扬中华文明新活力,在守正创新中构筑中华文化新气象,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的思想也在开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全新局面中处处得到体现。
人们由家庭走向社会,中国思想便打通了家庭伦理与社会、政治伦理,把父母对于子女的自然情感进行社会化应用与理解,产生了家国一体的观念。近代,面对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康有为《大同书》提出建立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理想世界,孙中山提出真正的三民主义,即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由此可以推断,士君子这个概念,不是指士与君子合并称谓,乃特指那些具有君子品性的士。
例如:孔子强调君子怀德而固穷,将君子规定为仁知(智)勇三(品)德合一人格。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学就是士君子之学。原始儒学变成汉唐制度儒学之后,儒学就在精神上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即由对人之生命情感与生命价值的关注变为对人之统治的合理性与有效性的关注。儒学本是以收拾人心为目的,失去收拾人心的影响力,也就意味着它失去了存在价值,陷入了存在危机。
现代新儒家将他们如此发展儒学的路数称为接着宋明讲儒学第三次发展,这说明他们复兴儒学亦走形而上路数,与宋明儒家当年复兴儒学的路数没有本质区别,是相同的。 我正式从事现代新儒家研究,始自1986年。
较之现代新儒家,他们复兴儒学的倾向更加难归纳,但不妨勉强从其立场上的区别出发分为两派,一派谋求儒学现代化倾注了过多的情感认同,另一派谋求儒学现代化只基于纯粹的学术认同。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总要也,不可少顷旷也(《荀子·致士》)。与前一次的危机——面对道佛二学的夹击,作为官方哲学的儒学,其生存尽管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但实际上无力收拾人心,失去了优势——相比,这次危机由于民众对儒学的疏离使得儒学变得无从收拾人心。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
(3)由坚持天然认同说转变为坚持现实需要说。诸侯之上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1】,而《孟子·万章下》则记载,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安己与安人兼顾,决定了儒学乃立于士立场的安己与安人的一体之学。为这一范式所限,民众对儒学的认同,只能建立在情感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不会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
孟子以私淑孔子为荣,他也以士为自己的自我认同,他与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差异,仅仅在于:孔子强调吾从大夫(《论语·先进》),比较看重士与大夫的关系,而他则士庶人并提,更看重士与庶民(庶人)接近。但它也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先是探讨现代新儒家之儒学现代化方案的得失,然后阐述我的儒学世俗化这一儒学现代化主张,最后以化士学为民学总结我的儒学世俗化主张。
经学形式的儒学,不再像原始儒学那样,以口传的方式直接彰显士君子的生命精神,以感化、教化的方式直接呼吁民众对儒家精神的认同,而是尽量掩盖甚至消解士君子自我认同的生命意识,将儒学精神化为教条,即所谓经典。对于士君子来说,一种修己却呈现两种生命蕲向(成仁),内在蕲向的成仁,是自动、主动、自律的过程,用孔子的话说,就叫作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
由这些具体的规定来看,宋明新儒家的存天理,灭人欲,作为指导人生的价值导向,不但改变了原始儒家的寡欲观,而且将人的道德认同与人的生活欲望对立起来,以为人的道德只有树立在人压抑乃至消灭生活欲望的基础之上,这是一种变相的禁欲主义。与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相比,原始儒家主张的以推恩实现的仁爱,更贴合人真实的情感,所以更令人信服。推而广之,无论是接着宋明讲还是接着现代新儒家讲,对于当代的儒学复兴来说,都是不当取的。受此关切的影响,儒学虽然在这九百余年间仍作为官方哲学存在,但精神不振,原创性寝衰,影响式微【9】,几乎看不到它收拾人心的积极影响。在现代复兴儒学志士当中,情感最真、学术贡献最大者,非现代新儒家莫属。由上面的论述可知,如果将儒学看作士君子通过修己以成仁的学问,那么它实际上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就士之自身修养而言的,此所谓修己成仁,是指通过克己复礼(孔子主张)、求放心(孟子主张)、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荀子主张)、格物、致知、正心、诚意(《大学》的主张)等方法,使士内在的仁德得以树立、维护、彰显与遵循;另外就士之落实、实践其道德修养而言的,此所谓修己成仁,实际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是指士将自己所修得的内在的道德生命转化为服务于家庭、服务于国家、服务于人类(天下)的外在的事功生命。
佛教的禁欲主义是走向来生幸福的保证,它是与以现世人生为苦、以脱现世之苦为救赎、以来生幸福为寄托的信仰相一致的,而儒家本以现世人生为乐,以为人当积极地追求现世的幸福,决不能将人的幸福寄托于来世幻想。既然如此,要推进儒学的当代发展,就应该将超越性儒学关在书斋,以杜绝其对普通民众之精神世界的干扰与影响。
从《万章下》第七章以士之招招庶人的说法来断,士庶人应该是将士与民并提的合称用语,非指士与庶人之外的什么阶层。就特定的认识——儒学的当代复兴成功与否,根本取决于它能否赢得民心、收拾民心——而论,这两种构想,对于我们思考儒学如何实现当代复兴,是十分有益的启迪,但这两种构想都仅限于以下设想:儒学只要能发挥作用,真正影响民众(无论是影响其心灵还是影响其生活),儒学就能得以复兴,却并没有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民众疏离、冷漠乃至拒斥儒学——这意味着儒学即便有收拾人心的作用,也未必真能收拾民心——的背景下,儒学如何有可能发挥其安抚民心、指导民众生活的现实作用?也许有学者要说,这是个杞人忧天的问题,殊不知儒学是中华文化的命脉,凡是华人就没有理由拒绝儒学,自然会基于其生命的需要认同儒学。
因此,在当代社会,儒学只有改变立场,变重士为重民,儒学才能走上健康发展的生路。荀子又说:义,理也,故行(《荀子·大略》),将理解释为行动、行为上的合适、合宜。
所以当孟子离开齐国,失去卿的官职时,他的身份就由大夫又变回到民,而孟子作为士所具有的特性——掌握系统的知识——并没有随身份变化而发生任何变化。尽管现代新儒家所设计出来的儒学现代化方案,诸如儒化西洋返本开新内圣开出新外王生命提升等,五花八门、各有新意,但就致思倾向而言,其用心却惊人的一致,因为他们在理念上都有这样认识:只有将儒学进行逻辑化、体系化、精致化的理性方式的改造与转化,以求得儒学与西学的调和会通,儒学才能与现代科学、民主精神因相融而合拍,从而化解儒学的现代存在危机,实现儒学的现代意义,求得儒学的现代性发展。为此,现代新儒家各家各派都竭尽心智设计儒学现代化方案、描绘儒学未来发展蓝图。窦太后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生母、武帝的祖母,一生经历文、景、武三朝。
摘要:儒家的主体是士。理解的不一定必接受,接受的必定已理解。
汉唐儒家之变儒学,也就是将本来为士学的原始儒学变为服务于封建政治的学问,所以汉唐的经学在实质上也属于制度儒学。(2)改变观念,由不能容忍世俗价值转向重视民众的世俗愿望与世俗要求。
儒学成官学:士君子生命精神的失落在先秦,尽管孔孟荀都不辞辛苦地周游列国,不懈地宣传其思想,但原始儒学始终未被哪一个诸侯国所真诚接受,变成官学,只能在民间成为显学,与其他显学一争学术上的高下。但长期以来,大多数儒学从业者却反其道而行之,偏偏看重向民众灌输儒学知识,错误地认为民众只要能认知儒学就定能认同儒学,殊不知认同以情感上的喜好为基础,情感上不喜好的,无论认知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发生真正的认同。
那么,两说同时存在的必要性何在?其必要性就在于它们的视角不同,各自切入问题的着眼点相异。大多数儒学从业者的这一迷失,使儒学的现代变革一直循理性路数推行,不但没有赢得民众的真诚的认同,反倒愈发拉远了儒学走向民众之情感世界的距离,造成了儒学与民众情感之更为严重的疏离。那么,宋明儒家的变相的禁欲主义(灭人欲),实际上不能将人引向存天理,只能成为扼杀人感性生命的精神枷锁,为灭人欲的精神枷锁所桎梏。后说的提出,目的当然在于取代前说,以消除天然认同说的消极影响——只停留在无意义的空说上,从不涉及儒学当代发展的现实可能,将儒学当代发展之思考引向现实可能层面,从而真正找到消除民众疏离儒学之切实可行的办法。
在孔孟荀眼中,道德与技艺(知识)兼优者即为君子。所以造成如此悖反,是因为其认识上的迷失,即总以为超越性儒学既然意味着对世俗性儒学的超越,则它的价值更优、作用更大,殊不知即便超越性儒学在学术上、在理论上优于世俗性儒学,但由于其与民众情感的隔阂和疏离,它因不易为民众所接受而难以发生积极的影响,就是注定的事。
这足以证明:在春秋战国时代,士与庶人(民)虽分属不同的两个阶层,但其政治地位大致相等。而这里所谓现实需要,正是针对民众天然认同儒学说以强调:且不说别国民众,即便就我国民众来说,他们对儒学的认同与否,绝不是由他们的血缘认同和民族认同决定的,而是由他们对儒学有无现实需要决定的。
这似乎隐含以其道得之,即以正当手段得到的富贵,在孔子看来是可以要的。鲁平公因孟子之后丧逾前丧【4】而不拜访孟子。